1938年4月，台儿庄战役大捷，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，鼓舞了中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。举国振奋的背后，一条来自天津五大道小洋楼的神秘电波，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台儿庄战役前夕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情报保卫机构——华北联络局提前获取了日军进攻台儿庄的作战计划，经批准后启用密台，发给国民党方面。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根据情报，及时调整兵力、武器部署，最终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。
这座为抗战胜利作出卓越贡献的秘密电台，就设在天津成都道永定里的一幢三层联排式建筑中。
顽强堡垒：潜伏敌区勇斗争
1935年起，日本不断在华北制造事端、策动事变，企图通过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方式，侵吞我领土主权。为挽救民族危机，1935年12月，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，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。之后，中共中央以原中央特科人员为基础，建立了天津首个隐蔽战线专门机构——华北联络局。
华北联络局由原中央特科负责人王世英直接领导，承担秘密统战、情报搜集、上层联络等职能，工作重心在华北地区，业务触角涉及西北、华南、华中、东北等地，聚集了南汉宸、谢甫生等一大批经验丰富、战功卓著的情报精英，是一支强有力的地下尖兵，成为抗战初期华北地区隐蔽斗争的主要堡垒，在联络上层人物、搜集敌伪情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展开剩余70%虎穴建台：红色电波直通中央
为保障北方局领导人与党中央通讯联系，畅通情报传递渠道，华北联络局在形势复杂、斗争险恶的天津市内，成功建立了隐蔽、安全、便捷的秘密电台。
1936年春，华北联络局情报系统负责人谢甫生通过关系刘仲容得知，其父亲刘承烈现任国民党李宗仁、白崇禧驻华北代表，在位于英租界福发道永定里8号（今成都道100号）的公馆设有电台。刘承烈是反蒋派，与桂系关系密切，其子刘仲容早在1933年即与中央特科成员刘子华、王世英建立了工作关系。
此后，王世英委派刘仲容赴延安，向毛泽东汇报拟借用刘承烈的电台与延安通报，解决北方局与延安之间的通联问题，毛泽东表示赞同。华北联络局随即组成专门的电台小组，指派报务员、机要员负责管理电台收发，并编制专用密码，打通了华北与延安的无线电通联渠道。这部电台除了供北方局领导同志使用外，还负责传递华北联络局搜集的重要情报。抗战爆发前关于日伪、国民党的重要情报，都是通过这部电台传递至延安党中央的。
决胜时刻：情报换来捷报
面对日益尖锐的中日民族矛盾，华北联络局早已将视线牢牢聚焦在蠢蠢欲动的日军内部，成立后不久，就将刀尖直抵敌寇咽喉——经北平情报组织负责人王定南引荐，谢甫生、朱军将时任《天津日报》记者、驻天津侵华日军司令部翻译毛凤吉发展为情报利用关系。
1938年春，华北平原战云密布。日军精锐部队在华北集结，准备南下参与徐州会战。此时，一份改变战局的情报悄然出现。台儿庄战役打响前夕，谢甫生冒险深入虎穴，直接潜入毛凤吉身边，对这位前留日学生、落水汉奸晓以大义、施以利诱，成功获取了日军将向徐州发动进攻的重要情报，包括主力师团及其联队全部军官名册、火力配置、兵力部署计划并附军用地图等。
事关战局安危，王世英等人商议后，及时向上级做了汇报。上级党组织从抗战大局出发，本着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，指示谢甫生将这份情报想方设法交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。
军情火急，谢甫生和王世英决定通过李宗仁派驻天津的情报人员何佩石（刘承烈女婿），使用刘承烈家的这座电台，将情报发给李宗仁。
电波穿越战火纷飞的华北平原，将关键情报送达至李宗仁指挥部。战役胜利后，李宗仁曾发电报赞扬该情报准确及时，对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，并寄发奖金百元。
曾任李宗仁秘书的程思远在《我的回忆——百年中国风云实录》一书中说：“在这里，还应特别指出的是，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中共地下党员谢甫生同志，及时为李宗仁先生提供了日军的重要军事情报，为台儿庄大战的胜利，作出了十分宝贵的贡献。”
穿越历史峥嵘，洋楼巍然挺立。如今，成都道100号华北联络局电台旧址已被列为天津市革命文物。这幢三层联排式建筑鲜明伫立于错落有致的欧式建筑群中，似乎向来往的路人诉说着八十多年前那段隐秘而伟大的往事。精神血脉历久弥新，成都道100号不仅是抗战初期我党隐蔽战线的光辉印记，更是穿越时空的澎湃精神力量。
来源：国家安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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